本文转自：广州日报
杨 博
在四川雅安石棉县某高速服务区，一个家庭带着行为似犬的孩子的事情，已经发酵了一段时间。孩子父亲户籍地云南省大理州南涧彝族自治县派出了工作小组开展工作。公安机关经初步核查，未发现拐卖行为。
尽管目前调查未发现该家庭生活困难或存在虐待情况，但“野人孩子”的身心状况仍然备受关注。令人诧异的是，面对各种质疑，孩子父亲淡定地回应当地网信办称“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他人无权干涉”。
诚然，家庭生活有隐私性，家庭教育有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否因此就意味着家庭教育拥有绝对的自由呢？不尽然。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中，家庭生活乃至家庭教育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存在，而是有着一定开放性的活动。如果一个推崇回归自然的家庭，却养出了野人般的孩子，那么就有必要检讨家庭教育的正当性和科学性。
这种追求绝对自由的家庭教育，究竟是自由，还是放任呢？令人警惕的是，把家长意志等同于“自由”，其实是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近年来，自然教育在我国受到广泛关注。这一出自思想家、教育家卢梭的理念，自诞生起便带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放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则需要予以甄别和扬弃。而对自然教育的误解误用，是否说明家长对自由与规矩的基本认知也存在偏差呢？
众所周知，3岁至6岁是一个孩子初期社会化的关键期，长期脱离基本的社会规则可能导致诸多风险。譬如，语言能力、社交能力发展滞后，会阻碍孩子融入社会生活，甚至影响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试想一下，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一岁）都没上户口，会不会影响今后的教育、就医、出行？一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夫妻，却双双拒绝接受大众认知的育儿理念，这背后是否另有隐情？种种疑点，恐怕都需要进一步的跟踪调查和澄清。
对当地有关部门来说，需要格外留意的是所谓“正常家庭”的不正常现象。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孩子的生命健康权、受教育权和隐私权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如果孩子的身心健康都存在问题，如果其融入社会的可能性已被扼杀，那么就需要公权力的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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